中心组学习：如何把转变发展方式变成现实
发表时间：2017-05-03 09:24
4月30日，《沈阳日报》第3版《书斋》栏目刊登一篇文章《如何把转变发展方式变成现实——陈清泰<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>阅读笔记》，
文章全文如下：
如何把转变发展方式变成现实
——陈清泰《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》阅读笔记
□ 王英辉
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陈清泰著《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》一书，写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至今读来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。本书贯穿的一个主要思想是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关键，而只有解决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深化企业改革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由口号变成现实。
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企业政府须各归各位
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，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已经过时，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渐渐具备。
在微观层面，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式是市场主体分散的选择。但是，没有外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，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普遍的选择。因此，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，就是改变发展环境的问题。要认识到，如果我们不能走出低成本陷阱，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。落后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，是现存的发展环境“鼓励”或者“容忍”粗放增长方式的延续。试想，当要素和环境成本使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能力无利可图时，转变发展方式就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。
一般而言，提高经济效率有三大支柱：首先，发挥科技对提高经济效率的支撑作用。这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；以企业为主体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；以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。其次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。谁能掌握现代服务业，谁就能处于产业的龙头地位。再次，发挥信息化对提高经济效率的“倍增器”作用。信息化为中国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，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就将犯历史性的错误。在三大支柱中，信息化处于统帅地位。所以，我们要以全新的理念，充分利用信息化这一新生的当代最伟大的生产力，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。
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效果首先反映在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和长期效益上。对市场主体而言，这些效益往往属于“外部性”效益，近期看对自己是“不经济的”。企业行为中的那些有“外部性”的部分，如土地使用、不可再生资源开采、能源消耗、环境保护、社会分配、劳动保护、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等是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，从市场准入、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三个环节进行监管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政府管了企业的许多“内部性”事务，对企业的“外部性”效应尚未很好地承担起责任。政府正确履行监管职能的必要条件，就是必须由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，回归到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上来。
自主技术创新的思路和政策
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们的差距从根本上是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差距，是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差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创新是一种民族文化和全社会崇尚的事业。
目前，技术追赶是改变国家命运的一次挑战。决定国家竞争力和财富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，而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弱点是缺乏核心竞争力、是大而不强。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，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，没有技术实力就会受制于人；没有自己技术、专利、品牌、标准支持的“世界工厂”，在经济上，处于价值链的低端，只能为他人的高回报“垫底”；没有源源不断的、自生的技术来源，将受制于人，很难立足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，甚至国家安全都难以保障。
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使命，一是培育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，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。创新能力，包括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制度创新，是与跨国公司角逐的基础；以自己的资本、技术、品牌、营销模式、供应链体系重组全球资源，是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端竞争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，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，像韩国的三星、现代、浦项，中国台湾的台塑、台基电、富士康、统一集团等。
正如集成电路芯片的集成度每18个月提升一级的“摩尔定律”一样，各类技术都在迅速进步。走创新驱动之路，难度大，风险也大，但一旦成功，由于它具有“唯一性”，就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。如美国苹果公司开发ipad和iphone，在全球“狂销”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技术能力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。只要肯于投入、付出努力，总会有效果。但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，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创造支持企业创新的环境，通过体制改革，使市场成为“逼迫”和激励企业创新的主导力量。自主创新需要“倒逼机制”。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，在能源上对外依存度超过90%的日本，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，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，反而成为危机中的赢家。
迄今为止，后起国家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只有日本、韩国等少数案例。我国也有很好的例证。2004年以来，在发展高铁时，我们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二流技术，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，实现了再创新，创造出时速380公里的技术，一举跃上世界领先地位，开始成为高铁技术输出国。但是，要让更多的创新呈井喷之势，端赖于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。首先，要尊重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创业精神。企业的创新，是一种市场导向的，由企业家推进的、具有很大风险的、盈利性的经济活动。其二，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。新技术、新产品不仅在技术上、而且在市场中都存在不确定性。创新过程，就是试错的过程。企业必须有自主决策、自担风险的权利。其三，规范而充分的市场竞争。任何取代市场、抑制市场竞争的制度安排，都会成为压抑创新的因素。
那么，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？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培育有效率的市场，创造鼓励创新的大环境，充分调动人们创新的欲望，并使那些产生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，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，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。
鼓励创新的环境条件主要是：其一，适度的、相对偏紧的生产要素条件，如资源、能源、人工、自然环境等初级生产要素偏紧的压力，是产生广泛活动的土壤。其二，健康的市场环境，如充分、规范的市场竞争、公平的发展机会，包括财产和知识产权在内的良好法律环境等，是大规模创新活动产生的基础。其三，成熟、挑剔的客户需求是激励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。其四，良好的产业环境，如产业规模、产业组织、产业配套能力以及服务商、科研和融资等支持性机构的合理组合，是创新成功率不断提高的条件。
产业升级与发展新兴产业
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·波特认为，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分四个阶段，即生产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、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。生产要素驱动阶段，是以土地、矿产、水等自然资源、环境和低技能廉价劳动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。投资驱动阶段，是以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。创新驱动阶段，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起步。20世纪90年代，较顺利地进入高储蓄率的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，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基地。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，对很多国家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门槛，能成功的并不多。二战后，只有日本、韩国实现了成功跨越，其后是新加坡、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。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，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严峻考验，关系未来国家的前景。
现阶段，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，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：一是综合国力增强，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迅速增长；二是科技水平明显提高，创新体系不断完善，创新成功率上升；三是企业经济技术实力增强，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，产业体系日趋完备；四是有巨大的、多样化的市场需求，特别是高层次的需求在快速增长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国民教育程度提高，产业工人培训程度和整体素质提升。有些领域，比如高铁、风电、新型核电、超高压输变电、电动汽车等已经有较强的优势。华为、振华港机、比亚迪、三一重工在国际竞争中占有重要位置。另外，“大学毕业生就业难”，也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。
产业升级一般有三种形式，一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、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，二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，三是创建新兴产业。对我国企业来说，关键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。我们在起点上就要力争掌握核心技术、控制关键点，选择高附加值切入。如果依然固守于低端制造，所谓“新兴产业”，那是他人的新兴产业；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，即使产品升级了，那也是他人的产业升级。在产业升级过程中，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不是通过立项、计划、审批等进行直接干预，而是创造企业能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体制机制，提供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服务，由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家、创业者和科技人员，使创新活动成为普遍的、持续的、大量的经济活动。
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，不是产业规模、不是缺乏资金，而是发展模式落后。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，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，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。就是说，发展新兴产业必须从掌握核心技术、创建自主知识产权开始，不能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，固守于低端制造。我们必须理解，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能转变、不能由低端制造向高生产率的设计、研发、品牌、营销、产业链管理等环节延伸，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。
创新型城市的目标能否实现，关键要看能不能有效聚集新资源，以及这些资源在当地能否发挥更高的效率，而创新资源的流向取决于哪里有更加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，即“软环境”和“硬环境”：基础设施，公司创立和退出的方便性，大学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，人员的素质和人才流动的灵活性，诚信环境和融资成本，风险投资、管理咨询、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水平，技术和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，当地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，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，政府监管的规则性、稳定性和透明度，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。
一个地区如果能建立起自由创业、创新和分散决策的体制机制；严格的实物产权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；鼓励竞争、崇尚创新、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，就能充分调动企业家精神，使那些有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，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，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，进而使本地成为创新人才集聚的洼地、技术创新的乐园、企业家创业的天堂、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。
帮助企业突破产业化瓶颈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补充市场作用的不足，政策的实施应该应调动市场力量：其一，引导和规制性政策。在某些外部性特别强的领域组织产业发展战略研究，掌握全球发展动态、把握产业发展方向；制订专门规划，经国家批准将某些产业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；组织推进重大科技专项；在技术相对成熟时，组织制定技术标准；推进本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。其二，激励性政策；其三，约束性政策；其四，保障性政策。
深化国有经济的调整与改革
国企改革要解决两大问题，一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；二是企业制度的创新，包括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。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改革，国企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。书中的许多观点至今当然有指导意义。但是，单就深化国企改革这一命题而言，依然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。阅读这方面的体会，以笔者之功力，尚需借助其他阅读才能更好地消化理解。
总之，阅读这本书最大的体会，就是更加明晰了“政府应该做什么、不应该做什么”这个问题。联系到当下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现实，发人深省，期待更多的人予以关注，尽快地将学习成果转化成现实的创造力。
（作者系沈阳市文联副主席）
